跟随特斯拉降价，小鹏汽车最高下调3.6万元******

　　在特斯拉、问界之后，又一家新能源车企加入降价阵营。

　　1月17日，小鹏汽车宣布调整旗下部分产品价格。其中小鹏G3i价格下调幅度为2万元~2.5万元不等；小鹏P5价格下调2.3万元；小鹏P7价格下降幅度为3万元~3.6万元；2022年9月上市的G9车型价格保持不变。

　　此前，特拉斯在调整售价时引起了部分老用户的不满，小鹏汽车和问界在新车售价下调的同时，均增加了对于老车主的补贴方案。小鹏汽车方面表示，对于在本次价格调整前一年内订购小鹏G3i、P5、P7的用户，小鹏汽车将延长整车质保至10年/20万公里，并赠送四年基础保养。

　　特斯拉的大幅降价再次搅动了新能源车市。2023年1月1日开始，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正式退出，已有多家车企宣布受到补贴取消影响而小幅上调产品价格。不过，特斯拉1月6日突然宣布大幅下调产品价格，部分产品给出了国产以来的最低价格。受到价格下调的影响，近两周以来，特斯拉订单量明显增长，全国多个地区特斯拉门店客流量大幅增加。

　　同时在价格大幅下调之后，特斯拉和小鹏、问界、比亚迪等中国品牌的产品价格重叠区间增大，蚕食了部分竞品的市场份额。

　　湘财证券发布的一份研报显示，特斯拉作为行业标杆，其产品定价会影响其它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生存空间，特斯拉降价促销势必加剧竞争。亦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22年第一季度，新能源汽车承压较大，即便没有官宣价格调整，部分品牌势必会加大终端的优惠力度。

　　不过，1月为汽车销售的传统淡季，叠加国补退出、动力电池成本仍处于高位运行等多方原因，目前大部分车企暂未跟进特斯拉下调售价。截至1月17日，仅问界和小鹏两家新势力车企跟着特斯拉宣布下调产品价格。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今年2月到3月，碳酸锂价格可能出现相应回落，车企也将会推出新品、新技术，可能会推出相应的降价措施。

　　目前，虽然车市承压，但业内对新能源车未来发展依然看好。2022年新能源车市场飞速发展，销量逼近700万辆，渗透率达到25%，新能源汽车已呈现出对传统燃油汽车较强的替代效应。部分机构和业内人士预测，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800~1000万辆，进一步抢夺传统燃油车的市场。

　　随着特斯拉、小鹏等车企的价格调整，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汽车价格差异进一步缩小。以特斯拉Model 3为例，在1月6日的价格调整后，其起售价已和帕萨特、迈腾等合资车企B级燃油车产生较大的重叠；小鹏G3i在价格调整后，亦与本田XR-V、大众途岳等产品处于同一 售价区间。

　　惠誉评级亚太地区企业研究部董事杨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新能源车企的共同目标是在整体车市中切下更大的一块蛋糕，特斯拉带头的价格下调会进一步提升新能源车的性价比。而对燃油车而言，2022年的刺激政策已经透支了一部分需求，新能源车市场的价格战可能会延伸到燃油车市场。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